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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图:美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继续恶化。(图片来源:路透社)【编者按】5月7日起,海外网推出“流行病下的西方变化”系列评论,从西方内部关系、西方经济、西方社会思想等角度分析了流行病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变化,这是第三部分。————在疫情的影响下,保持社会距离、减少人群聚集等一系列限制改变了许多西方人原有的生活方式,同时也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有人忙着倒锅,有人烧5g基站,有人抢口罩,有人和邻居聊天有那么多奇怪的事情。

事实上,这些只是目前西方变化的一个缩影,而这种变化一直在悄然进行。无论是特朗普上台,还是英国“离开欧洲”,近年来各种“黑天鹅”和“灰犀牛”层出不穷,而这一流行病作为最大的“黑鹅”,加速了这一变化。如果把2008年这一金融危机年作为一个时代的分水岭,那么2020年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分水岭,因为这场流行病不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,而且还会对西方社会的结构产生影响。人们可以称之为“民粹主义的兴起”,但其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:西方社会思潮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?在疫情影响下,西方国家对外“敌视”情绪高涨,整体社会心态趋于保守。

经济全球化起源于上个世纪,是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,但也给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曲线超车的机会。新兴市场国家的集体崛起让西方感到矛盾和不安,不仅害怕失去统治红利,还担心其主导价值体系的颠覆。中国的防疫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效,但许多西方舆论不愿承认现实,不得不从鸡蛋里挑骨头,反复质疑中国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和准确性,归根结底,这正是这种不安心理的反映。这种流行病将使这种竞争在未来更加明显和直接。可以预见,未来西方将更多地把中国视为“系统的竞争对手”。

在疫情的影响下,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分化进一步放大,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分化交织在一起。在经济上,对于那些后工业化、更依赖消费的西方国家来说,这可能比金融危机更危险。因为所有的反危机措施,无论是供给方还是需求方,无论是常规的还是非常规的,都不是很有效。毕竟,人们的消费,包括生产,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流行病的限制和分散。这种流行病持续的时间越长,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大。美欧政府推出了多项刺激措施,效果相当可观,但效果似乎平平,因为对穷人的救助还不够,最终受益的往往是少数富人。

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的普通人数量正在显著增加,到4月底,仅美国失业人数就已超过3000万。虽然病毒没有把国界和人区分开来,但危机再次拉大了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,社会阶层的变化将进一步改变人们的心理认知。从政治角度看,疫情凸显了西方国家政党的政治纷争,政治游手好闲现象严重。自2008年以来,欧洲很少有政党能够持续执政,即使有政党,也常常要与其他政党联合起来。左派和右派传统政党越来越不受信任,而极左派和极右派等许多民粹主义政党却层出不穷。

政治谱系多样性的背后,是社会阶层的分化和政府信用的急剧下降。这场流行病对西方的负面影响被这种政治上的无所事事放大了。在这次疫情中,一些西方政界人士不愿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应对,这不能完全归咎于“对病毒的无知”和“社会习惯”。看来我们不能,但我们不想。因为在政党政治的纷争中,任何被认为激进的回应都可能成为政治对手手中的“武器”,个人政治风险太大。然而,其后果是,一些西方政治家将人民的安全视为个人事业的赌博。

从文化角度看,“信息孤岛”现象进一步加剧了西方国家舆论的撕裂。这种流行病限制了人们的身体距离,但缩小了他们的精神距离。互联网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。与此同时,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也在社交平台上传播。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越来越多的学者称之为“信息岛”。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的应用,人们越来越透明,个人信息的选择偏好最终成为信息的一部分。人们对某种信息的选择越多,就越会被推到这种信息上,并被引入到许多同质的信息圈中,甚至逐渐陷入其中。

其结果是,人们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,只能与自己有相同想法的人交流,抵制和抵制其他信息。换言之,我只相信我想相信的,是非。然后,由于经济差异的扩大而日益多样化的西方国家,由于信息选择的差异而变得更加稳定甚至相互排斥。总之,西方民粹主义的产生有其经济、政治和文化根源。它是经济全球化、区域一体化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矛盾积累的产物。疫情危机使一些问题更加突出,进而强化了西方民粹主义情绪。但和恐惧一样,民粹主义只能是情绪的宣泄,而不是解决现实问题。

面对大流行,单靠一个国家显然难以应对。东西方应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共同努力,而不是任由民粹主义抬头,甚至纵容民粹主义蔓延,破坏全球抗击艾滋病合作的大局。(海外网特约评论员王烁)本文为著作权作品。严禁擅自复制。点击“海外在线评论”了解中国和世界。[建议阅读]一评《疫情下的西部变化》:疫情蔓延,70年大西洋联盟裂痕加深,二评《疫情下的西部变化》:在疫情影响下,欧美试图“转型”经济全球化:戴尚运,牛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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